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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李全 封星月.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困境与突围,2024,30(8):120-128.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4.08.011
课程教学与教材教法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化社会的重大课题,成为驱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的重要生产函数。然而,数字化浪潮席卷下的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尚未跟上技术创新和教育变革的步伐,仍面临着教师数字化思维共识缺乏、课程与技术耦合误区、师生数字素养不足的三重困境。从物演趋势、时代需要、主体诉求三大向度,剖析和洞察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动因和深刻内涵,揭示其多主体协同参与、多技术应用驱动、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本质特征。推动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现实困境的突破与解围,需遵循以人为本、教育为先、以数育人的思路框架和现代理念,围绕转型过程中密切关涉的课程、技术、教师、学生四大要素,通过厚植人本思想、把握统合张力,认知数字优势、践行价值引领,强化技术供给、提升数字素养的优化策略,发挥数字育人效能,实现数字化转型下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旨归,建构精准化、可视化、开放化的高校数字思政育人新生态,畅通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之路。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数字赋能;数据驱动;数字思政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4)08-0120-09
作者简介: 阮李全,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重庆 401331);封星月,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 401331)
基金项目: 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的趋势研究”(编号:20XJC710008)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提出“万物皆数”的理论。他以“数”来解释世界,追究事物的本源。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也出现了“生活即数字”的理念,即人类依照“数”而生活,人类史亦是数字史[1],肯定了文明演化中的数字底色。“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数字化作为人类生存的一般样态,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生存共识,也带来助推教育破局与重塑的数智图景。面对数字化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3]。教育部也把“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探索建立高校‘思政指数’”作为工作要点。在此背景下,高校思政课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推进其转型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当前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不畅,亟须从理论深层厘清其动因及内涵,剖析现实困境,探寻突围策略,为其转型明晰优化思路,更好地指导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实践行动和助力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及内涵
(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审视
万物皆数的演进逻辑、数字时代的战略愿景、未来教育的演化动向共同驱使高校思政课不断探索创新变革的实践路向。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动因又是什么?认知是行动的向导,只有从底层逻辑来揭示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之内在动因,才能真正理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塑成的大背景、大土壤、大趋势。
1.物演向度:对抗熵增趋势、引领教育革命的历史必然
“熵增定律”被科学界誉为第一法则,至高无上。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在其著作《生命是什么》中指出,世界以熵增为律、生命以负熵为食,数字化驱动负熵的加速吸收,造就了人类演进以数减熵的历史,并指明减熵的终极方向——智能化[4],这也成为人类生存演化的必然趋势。同时,安东尼·塞尔登(Anthony Seldon)也在系统溯源前三次教育革命后强调,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教育革命已不可避免[5],启示我们应不失时机地以数字技术擎动传统同质式、灌输式、封闭式教育向精准化、可视化、开放化教育更迭。因此,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关头,代表智能演化方向的数字化,是一种生存方式,而非选择或选项,它是一种历史演化之必然。面对不可抗拒的数字化趋势,高校思政课必须顺应潮流、顺势而为。
2.时代向度:顺应数字趋势、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要求
202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6]。迅猛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引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数字化革新,高校作为创新教育的核心力量与引领数字发展的人才高地,同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期而遇[7]。放眼德育为先、思政居首的新时代,思政教育供给侧结构性变革的深入推进,也进一步显示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脉搏的破局之道。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3],也强调了国家发展对高质量教育、创新型人才与日俱增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倒逼高校思政课突破舒适区、寻求新发展。
3.主体向度:突破灌输桎梏、谋求创新变革的内生诉求
传统的高校思政课受困于知识理论体系的抽象讲授模式,与脑科学所表明的人感官的直观化、具象化认知倾向相背离,加之教师职业倦怠的加剧,使得满堂灌教学仍旧风靡,思政教育缺乏吸引力、实效性,教育范式始终封闭化、保守化,导致育人效果不佳。所以,传统思政课的灌输成分亟须实现精准、开放、可视、可感知的颠覆性转变,而数字化则为思政课的生动形象、身临其境,真正“活”起来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今,AI直播、虚拟助教、数字画像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可触摸、可感知、沉浸式的革命性重塑提供创变思路,也为拓宽学生学习的广度、深度、温度提供实践土壤,助力高校思政课向数字化方向迈进,推动高校思政教育新格局形成。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
自2022年初,教育部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伊始,教育数字化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的双重攀升中交织演进,其价值不断彰显,并高速辐射至不同学段与学科。同时,高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以培养时代新人为价值导向、以高校思政教育为核心抓手。其中作为承接传道授业历史使命、肩负铸魂育人时代担当的高校思政课,转型已势不可挡。目前,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8]。细分到思政领域则是“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借助数字化技术平台对受教育者进行转变认知、塑造价值和提升能力的数据育人过程”[9]。
质言之,数字技术应用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以赋能教育向重塑教育的过渡为逻辑指引,基于“技术应用说”与“范式变革说”的双重探讨[10],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由量变向质变、由理念到行为、从制度到工具的整体性重塑,涵盖了主体思维方式、载体架构形式、思政教育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其本质是以立德树人为基点、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引,围绕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以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耦合为表征,实现高校思政课多主体协同参与、多技术应用驱动、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数字化创变,伴随异质协同、价值共创、动态演绎的过程,真正实现高校思政课因人而异、因需导学、因材施教[11],形成精准化、可视化、开放化的高校数字思政育人新生态,如图1所示。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图1 高校数字思政育人新生态
一是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创变,即教育者、学习者、管理者三位一体共同参与的联通机制。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进阶,不再囿于数字技术的局部应用、数据资源的生硬套用,而是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教育主体为支撑,撬动数字化为高校思政课带来的系统性变革,意涵教育者、学习者、管理者的多元协同,实现教、学、管一体贯通,以技术主体间的共生与同频,为数字育人效能的切实发挥保驾护航。
二是多技术应用驱动的数字创变,即从技术嵌入单一化、浅显化走向多元化、综合化,搭建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架构。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日渐繁荣,催生智慧教育、在线教育的百花齐放,高校思政教学应借力信息通信、网络、计算机软件、传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回应多元化的学生成长诉求、建构多层次的人机协同育人思路,力求以多技术驱动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持续纵深发展。
三是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数字创变,即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要素的数字化更新。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重在创新思政育人生态,着力突破技术浅层内嵌的外在表征,追求数字赋能贯穿教育全过程的系统性重塑。其带来的要素革新并非散点式、碎片化、形式化的局部升级,而是链条式、精准化、深层次的整体建构,强调形成点线面体的升级态势,以实现学生培育成效的全面升华。
综上,基于多主体、多技术、多要素深度推进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以开放共享、共生互联的数字生态实现高校思政课“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范式跃迁,成就高校思政课“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育人本质,建构精准化、可视化、开放化的高校数字思政育人新生态,打造新时代极具亲和力、生命力、时代感的高校思政课,最终助力学生的全方位、差异化、可持续发展。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一)思维共识缺乏:“数字赋能”沦为“数字负能”
常言道,“思想是行动的先驱”,强调思维之于行动的引领性价值。因此,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也应以思维变革为先导,思维不变,变革将寸步难行。这也意味着教师能否正确认知数字赋能人本位的价值意涵、达成新旧范式统合的思维共识,是数字化转型中应重点审思的问题。
一方面,部分教师未形成数字赋能人本位的正确认知。数字时代来势汹涌,以“数字原生代”“网络原住民”著称的当代大学生,严重受限于传统思政的封闭格局,对教育的时代性创变发出了强烈呼唤。于是,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思政课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新路径和新要求。一直以来,高校思政课尤为强调对人本身的关照,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教师由于受传统偏狭观念禁锢,主张赋能仅为脱离人进行的技术更新,而非基于人本位的全方位赋能,漠视适应人自身需求的转型方向,回避转型中的主体价值,加剧了课程的“数字化悬浮风险”[12]。同时,部分教师也未冲破灌输式的思维惯性。尽管技术应用的初衷是赋予学生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教师忽视数字课堂中学生的主体精神培育,导致数字顺应学生天赋、提升学生潜能仍为空谈与设想,使得数字化只走进课堂,并未走进教育。
另一方面,部分教师未达成新旧范式统合的思维共识。高校思政课应主动破固步自封之冰、求创新发展之路,科学把握数字思政同传统思政的统合范式,切忌偏颇失衡。但现实中收入差异、流动约束、数字鸿沟、数据垄断等问题难以避免,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以至于教师难以准确把握技术与教育内嵌耦合之接榫点,从而难以达成新旧范式精准统合的思维共识,造成部分教师对数字技术“边界感”与“契合度”的拿捏缺位,而陷于范式统合“保守”或“激进”的两个极端。保守派主张技术浅尝辄止,导致教育数字化形神俱无,丧失转型意义;激进派推崇技术至上,致使教育的数字化创变脱离本质依托,走上脱实就虚道路,走向工具主义陷阱,“数字赋能”沦为“数字负能”。
(二)技术耦合误区:“数字在场”引致“教育缺场”
数字场域下,高校思政课与技术的内嵌耦合涵盖运用、融合、创新的渐进深入过程,其中潜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制衡问题,把握好两者的平衡统一直接关乎高校思政课教育目的之落实、学生主体意识之捍卫。
一方面,部分教师沉迷“技术狂欢”,蒙蔽教育目的。新时代的高校思政课始终以立德树人为价值旨归,以培根铸魂为育人本质。但伴随教育数字化的日臻深入,“技术狂欢”现象值得警惕。其轻则表征为教师陷于“数字迷信”,引致技术融教喧宾夺主、思政育人舍本逐末,手段摇身变为目的,呈现出思政教育由“理论满堂灌”走向“技术满堂灌”的极端,蒙蔽高校思政课“塑造人”“引导人”的本质目的;重则表征为教师受困于技术“钳制”,引致赋能思维的“拜物主义倾向”[10],偏离数字耦合初衷,诱发“技术异化”与“伦理困境”,造成数字排异反应下人的“工具化”、思政教育的“符号化”,带来思政育人本质的丧失,呈现出高校思政课虽“数字在场”但“教育缺场”,限制高校思政课健全人格、价值引领、思想塑造、行为匡正的目的抵达。
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出现“技术成瘾”,消减主体意识。高校思政课肩负着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其转型也以思想塑造为核心取向。但数字大规模辐射下,海量数据加速渗透,显现出对大学生猎奇心理的深度迎合,加剧了学生对技术的依赖,恐引发“数字过载”,弱化其理性思维。此外,VR、MR、元宇宙等新技术在思政课堂的频繁内嵌,容易模糊虚实边界,促使过度的“数字孪生”助澜学生“技术成瘾”,学生沉溺于数字虚拟空间带来的感官刺激,其中的娱乐成分掩盖学习之本质。程度更甚则会导致学生在虚与实的身份交替中主体意识弱化、主体价值模糊,甚至出现身份割裂、人际悬浮、情感脱轨等严重后果。同时,“数字化教育下系统适应性反馈的主动干预,及其带来的‘虚拟串联’,也可能导致学生主体性没落”[7],不仅造成高校思政课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削弱,还加大了价值导向、思想塑造的难度。
(三)数字素养不足:“深度融合”沦为“表层嵌入”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讲究人数合一,建构人机协同育人新生态,蕴含着技术与人的适配要求。其中,师生作为推进转型的主体变量,是否具备数字胜任力、数字流畅性、数字生存力、数字创造力已然不可回避,并成为实现数字技术与思政教学深度耦合的重要保障。
一方面,部分教师数字胜任力、流畅性不足,弱化数字化教学引领性。教师的数字素养涵括胜任力与流畅性的统一。于高校思政教师而言,课程的德智共生还要求教师在数字领域中整体提升科学及人文精神。但在一线教学中,“教研乏力”与“数字恐慌”的双重枷锁,导致教师的数字化驾驭能力明显不足,表征为缺乏数据治学的深刻认识、技术融教的深度思考,在技术应用、数据整合上呈现出意识落后、能力滞后等局限,缺乏必要的数字胜任力、一定的数字流畅性。导致转型成为数字技术同高校思政课的简单拼凑、盲目嫁接。这种浅显化、形式化的技术内嵌致使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表里不一,形成了以数字化为外衣,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的传统思政格局为内里的数字化窘境。此外,教师的数字驾驭乏力还容易导致技术浪费、技术误用、技术滥用等问题频发,进而引发教学信任危机,瓦解教师权威。
另一方面,部分学生数字生存力、创造力不足,降低数字化学习实效性。数字生存力是学生纵横数字时代的通行证,也是数字创造力的基础。基于生存进一步实现创造是数字化教与学双向奔赴、学生真正学有所获的核心路径。但在实际教育推进中,学生的数字素养培育往往容易被忽略,加之部分教师疏于教学中的适当引导,造成学生在数字生存与创造能力上的双重缺乏,为数字化能否真正赋能教学提出挑战。学生数字生存力不足,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学生对技术、数据的误用及滥用,进而引发交往危机、数字伦理危机、大数据异化等,引致技术对育人本质的偏离[13];二是学生容易受数字世界的错误思潮所遮蔽与荼毒,造成思维与认知的损伤,从而引发学生价值危机、道德信仰危机。而学生数字创造力不足,也会影响数字教育的优势凸显与形塑效能,阻碍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真正落实落地落细。
三、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数字化转型的突围策略
(一)以人为本:厚植人本思想,把握统合张力
1.始终坚持人本为体,增强思政育人亲和力
“技术融教、数据治学的过程实质是技术与人的互动过程”[14],两者的关系把握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的关键。一方面,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始终指向人的主体地位,尤其是“高校思政教育更是以人为价值与归宿”[15]。因此,数字赋能、数据驱动下的高校思政课应以人为尺度,强调技术的辅助性作用,切不可僭越人的主体地位。思政课教师也应牢固树立“育人为道、技术为器”的赋能旨向[7],厚植人本思想,确保数字思政走好路、走对路、走远路。同时,数字化生存下的社会变革也非被动产物,其中蕴含人对技术的主动适应,教育领域亦然。所以,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应坚决捍卫师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坚持技术的服务效能,基于教与学、师与生的现实需求确保技术始终为我所用,防止技术优先带来的畸变危害、技术冷漠带来的人性奴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实质上是一种虚拟化的工具理性,虽具有建立在程序与算法之上的“理性情感”,但也同人类的情感有着质的不同[7]。因此,技术运用中还应强化情感渗透,深化数字思政课堂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规控人机深度交互中的“人性排斥”,彰显人文主义关怀,避免工具主义思维,防止技术反客为主,重视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在场,坚持“人本为体”与“数字为用”。
2.精准统合新旧范式,深化思政育人时代感
所谓新旧范式,即数字思政与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两者的精准统合是从“变与不变”走向“变多少”的张力问题。数字化带来个性化、定制化,催生高校思政课数字创变的勃勃生机。而传统思政以标准化、系统化著称,彰显思政教育“大水漫灌”的本质属性。所以,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既应借技术之势、迎时代之新,也应守传统之正、奠创变之基,以守正创新为根本遵循,推进新旧统合。此外,统合张力的把握,应当克服新旧左右偏颇的误区,秉持“共生思维”实现数字与传统的双向奔赴,力求以数字技术的高智能、高互动、高精度,联合传统思政的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擎动数字思政、智慧思政、精准思政的光明未来。同时,我们也应防止全盘否定传统教育的思维极端,明晰数字思政是以传统思政为根基的扬弃、创新与超越。两者统合应坚持既有思政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初心、铸魂育人为使命,面向现实的育人需求,确保传统模式中的合理成分为人机交互提供本质依托,进而规避技术高度捆绑下,教与学极端预设、师与生高度割裂等数字弊端。教育数字化转型绝非一日之功,新旧范式统合也非一蹴而就。高校思政课的数字跃迁是不断试错、渐进优化的长期过程,把握新旧范式统合张力,切忌操之过急或过分保守。
(二)教育为先:认知数字优势,践行价值引领
1.科学把握高校思政课的创新诉求,发挥数字赋能优势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以教师的正确“赋能思维”、科学“数字应用”为逻辑起点。一方面,教师需突破“情感主义至上”的思维误区,以开放的教学理念主动迎接并开辟教育创变的新可能,深谙技术、数据带来的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精准思政等红利,合理建构政治性与学理性、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数字化育人思路。同时,教师也应充分认知各种数字技术的多方面效用,形成挖掘数字技术潜能、确保技术真实赋能、打造教育创变新动能的“三能”态势,助力高校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助推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言、实化为行”[16]。另一方面,教师应以正确认知牵引数字技术的科学运用。一是捍卫数字化思政课堂中的学生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与创造性,实现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从“独奏”走向“合奏”。二是克服师生对“数字框架”的盲目沉沦,突破数字赋能、数据驱动的简单化、盲目化、形式化误区,杜绝技术浪费、技术误用、技术滥用等现象。例如,应避免智慧教育平台仅为提问系统、多媒体仅为电子黑板等技术的单一化运用,造成资源浪费;应防止数字技术同教学内容不相适应,形成为了技术而使用技术的教学局面,偏离教育初衷;应警惕对教学手段的形式化追逐,致使数字技术使用“满堂灌”,影响教育效果。
2.精准把握高校思政课的政治方向,凸显主流价值引领
高校思政课以政治性为鲜明底色,以传递好主流声音、主流价值、主流导向为核心目标。无论数字化时代教育形态如何变革,高校思政课始终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实践图式展开,其数字化转型推进同样也蕴含对铸魂育人时代要求的深刻回应。为此,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应坚决捍卫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调控好手段与目的的位置关系。一方面,价值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启示我们应基于数字技术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强化课程情感渗透、坚持主流价值引领,推进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权的重塑,依托技术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同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目标一致,助推主流价值观在技术应用、融合、创新全过程的深度渗透,提升数字化转型中的师生交互、情理交融,筑牢思政的育人基因。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启示我们还应强化技术防范意识,着力打造技术识别机制、构建价值监督体系,加强抵制虚拟空间的错误思潮,防止有害价值观的隐性渗透,规避技术冲击下的主体迷失风险,防范思政育人的价值导向偏离,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打造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的高校思政课程,培育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高质量人才。
(三)以数育人:强化技术供给,提升数字素养
1.夯实高校思政数字底座,确保多元技术供给
数字底座是数字化得以大施拳脚的核心载体,包括设施底座与数据中枢两层架构,持续优化升级的高校数字底座是推进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基建要求。一方面,高校应致力于智慧校园环境建设。一是引入先进技术设备,确保多元技术供给;二是建设红色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三是开发沉浸式交互场景,融通线上线下学习空间;四是建构智能化、个性化、自主化的数字场域,优化资源配置、弥合数字鸿沟。同时,高校还应重视教学、管理、服务等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通过多元化的数字育人场景构建,实现教育者、学习者、管理者的三维智联,以及教、学、管一体化搭建。另一方面,高校还应强化技术创新,防范技术潜藏风险,不断增强数字技术应用的安全性。一是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数字化暗流涌动,谨防“数字殖民”“数字入侵”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技术赋能教育带来数智思政的光明前景,教育的去中心化愈发深入人心,但超越适度原则恐加剧学生“信息茧房”的形成,因此切忌技术迷信;三是大数据、算法算力的深入应用,必然涉及师生个人数据的采集分析,如若数据泄漏,则易触发数字技术伦理风险,侵害个体权益。因此,在思政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高校需持续强化数据安全屏障、构筑安全技术防线,以突破数据泄露、隐私透明的技术藩篱。
2.强化高校思政主体素养,确保数字真实赋能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涵盖教与学的转型,促使师生数字素养成为关涉转型的关键力量,因此数字素养提升并非某一方的要求,而是两者共同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亟须教师数字素养的与时俱进,区别于传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简单化提升,数字化视角下要求教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数字胜任力,还应具有一定的数字流畅性,能够基于对数字技术的驾驭,而对其批判性、创造性地使用,而非为其所役。为此,可以因地制宜打造教育数字化专题课程,基于主体协同、时间贯通、空间联动分层开展培训研修活动,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专业考核标准,由内向外激发教师数字素养的深层次发展,着力打造高水平数字思政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教师的“教”指向学生的“学”,学生数字素养也直接关系以数育人的效果。一是学校应加强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力度,通过设立数字培训课程、科技创新项目,建构学生对数字技术的科学认知,并以数字实践促进其数字能力发展;二是教师应重视数字化教学中的科学引导,强化学生的数字生存素养,促使学生构筑自觉抵制不良冲击的“防火墙”,着力发挥技术耦合教育的正向形塑效能;三是教师应主动挖掘学生的数字潜力,突破教师对技术的绝对占有,发展学生的数字创造力,开辟数字育人新态势,培育创新型时代新人。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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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Data-driven;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